美国的这些“新军工”企业，正在碾压传统“五大军工”（下）

本文内容根据吴献东博士《美国“新军工”碾压“五大军工”的背后推手》一文删减而来，原文刊载于《中国航空报》和航空强国APP。

本文作者系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履职于中国船舶、中国石化、招商局集团，曾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美国军工的“白宫—华尔街—硅谷”举国体制

美国国防部是战争部、新科技部，也是新经济部。在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小政府”中，美国国防部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大机构，比任何国家的国防部管的都“宽”，发挥的作用更大。

美国国防部在不同时期组建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防创新单元（DIU）、战略资本办公室（OSC），虽然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但也大大促进了美国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

美国政府的举国体制

与DARPA主要关注预先研究不同，DIU的任务则是为美国军方充当可为防务安全服务的民用技术的发现者、牵线人和投资者，搭建将民用技术快速引入军方的桥梁。

DIU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放宽“其他交易授权”（OTA）有关规定，允许美国国防部授予更大金额的OTA协议。在这方面，2017年成立的安杜里尔公司是最大受益者之一。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为了用有限的预算为乌克兰提供尽可能多的武器，美国政府已向安杜里尔公司等非传统军工企业订购了多种低成本武器。

虽然DIU成立以来办成了不少事，但美国国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认为美国国防部做的还是不够。斯坦福大学国家安全创新中心联合创始人史蒂夫·布兰克渲染式声称，北京向科技行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中国的组织结构像硅谷，五角大楼的组织结构更像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

迫不得已，美国国防部继续设立新机构。2022年12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宣布设立“战略资本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Capital，以下简称OSC）。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OSC成立备忘录进一步明确了OSC与DARPA、DIU在项目选择和投资方式方面的不同之处：

DARPA更多关注颠覆性创新技术，主要支持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项目，遴选具有颠覆性创新技术的私人企业，投资方式相当于天使基金；DIU更多关注能够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方案的初创企业，投资方式相当于风险投资；OSC负责为这些项目找到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或“亲自”出手。

2023年3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OSC）和小企业管理局（SBA）所属投资与创新办公室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以2022年12月发布的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关键技术为基础开展合作，增加对半导体、先进材料和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早期投资。OSC主任表示：“与SBA合作，能够为早期科技公司和资本密集型小企业提供投资机会，以满足当下最紧迫的防务安全供应链需求”。

美国军工资本的举国体制

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投资方面，美国社会呈现出了资本的“举国体制”。从华尔街到硅谷，从中情局到国防部及各军兵种，各类基金和投资公司不断组建，它们帮助以硅谷初创企业为代表的美国科技型小企业耐心成长，不但支持马斯克打造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这样的新型军工企业，还培育了一大批与防务与安全有关的硅谷初创企业，其中不少已在乌克兰战场得到考验。

早在2005年6月，中情局所属IQT风险投资基金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尔曼·路易（Gilman Louie）接受采访时说：“直到IQT出现，美国才有了完完全全的政府风险投资，IQT现在已经不是唯一的政府风险投资机构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跟着我们学”。

2015年，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与杜立特协会联合创建了“特种作战工场”（SOFWERX），推动民用技术在特种作战场景的应用。2017年，美国空军与杜立特协会创建“空军工场”（AFWERX），为了配合这些创新组织开展工作，美国空军、陆军等军种都成立了自己直属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展各种形式的创业挑战赛发现新项目，推动创新技术在军方的快速应用。

探索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在军事方面能力的“敏捷至上”计划就是由AFWERX来推动的。

2015年，在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支持下，在摩根大通银行赞助下，非营利组织硅谷防务集团（SVDG）成立。2015年4月，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到访硅谷，宣布在硅谷设立创新实验组（DIUx），2018年更名为国防创新单元（DIU）并升格为常设机构。DIU的组建，加速了美国军方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新型企业的支持。

美国传统军工巨头感受到了来自硅谷新军的压力，它们经常因预算失控、进度缓慢、技术指标降低而备受国会和舆论批评，马斯克曾多次批评NASA偏袒洛马、波音等传统军工企业。为跟上技术进步，洛马、波音、雷神技术公司等军工巨头也都陆续成立了投资创新项目的风险基金或公司。美国中小型国防承包商也加入到了创投生态圈。